我國自民國53年起開辦「所得分配調查」，這份調查已持續60年，而有關「財富分配統計」遲至民國80年開辦，就此一次，相隔30年，直到日前才公布第二次，可謂得來不易。然而所公布的110年資料呈現的財富差距卻讓人震驚，最富的前20％與最貧的後20％，相差竟然高達66.9倍，跌破所有人的眼鏡。

這裡要先解釋一下所得和財富，所得是指一年之間家庭所獲得的收入，但這收入不含買賣股票、房子所賺取的資本利得，因此分配不均的情況不會太嚴重。反觀財富衡量的是一個時點的家庭資產淨值，股票、房地產皆在其中，隨著股價、房價上揚，擁有不同資產者的財富就會隨著時間而出現很大的變化，因此財富分配不均會嚴重許多。

我們以兩次財富分配統計的時間加以比對，民國80年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即前20％與後20％的比值）為4.97倍，110年升至6.15倍，不均的情況有擴大，惟差距還算平穩，但同一期間的財富差距就不一樣了，由16.8倍飆升至66.9倍，不均度遠在所得分配之上。

由此可知，造成財富不均度擴大的原因，除了各業薪資差異日趨兩極，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的長期飆漲，加以為了購屋以致負債累累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我們有以下四點的分析：

第一、現金、存款、股票及共同基金最富與最貧相差39倍：前20％家庭平均每戶持有的現金、存款、股票及共同基金於110年底達2,959萬元，最貧的20％只有75萬元，兩者相差39倍。在五等分位裡，第五分位組（最富，即前20％）所持有的這項金融資產為其餘各組所望塵莫及，第四～第一分位組依序是503萬元、221萬元、103萬元及75萬元，與第五分位組的2,959萬元有天壤之別。

第二、最富者資產淨值中，現金、存款、股票及共同基金占比58％：從各組資產配置可以輕易發現，富者的資產淨值裡最多的就是現金、存款、股票及共同基金，比例高達57.7％，第四分位僅31.8％、第三分位24.4％、第二分位20.9％，常話說人賺錢慢，錢賺錢快，此一資產配置大概可以證實此言不假。

第三、後20％負債累累，平均每戶負債405萬元：家庭財富是指家庭的資產淨值，淨值的意思是資產減負債，負債多的人，資產淨值自然就少，110年底這份統計由高（第五分位）而低（第一分位）的負債依序為233萬元、149萬元、167萬元、148萬元、405萬元，最貧的家庭負債遠遠高於其他較有錢的家庭，何以如此？他們為何舉這麼多債？依主計總處的看法，貸款購屋、借錢投資金融性資產是兩大原因，追根究底，十餘年來房價大漲使得青年人買不起房子，一旦買房子，由於房貸馬上讓自己陷入貧窮應是最大原因。

第四、前20％平均每戶房地產1,480萬元為後20％的6.6倍：110年底前20％（第五分位）富有家庭的房地產達1,480萬元，後20％（第一分位）平均每戶224萬元，兩者相差6.6倍，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分位的房地產比第二分位的204萬高，從房地產而言，原是最貧的第一分位並非資產最少的，但何以家庭資產淨值會落到只有77萬元？房貸給予的壓力自然是重要原因。

綜上可知，持有金融資產及房地產讓有錢人更有錢，但過度舉債卻讓人陷入貧窮，然而這是一份存量統計，不是長期追蹤的資料（panel data），因此我們無法得知今天落在第一分位者，五年後是否會因為獲得好工作而升至第四分位，也無法判斷最富的第五分位裡的家庭會否因投資失利，於幾年後落至第二分位。但可以明確知道的是，近年房價持續上漲，「房價所得比」已由91年底的4.26倍劇升至去年底的9.97倍，如此大環境，每個購屋青年鮮有不落入第一分位者，影響所及，他們窮其一生都背負房貸壓力，這不只是窮，更是苦。

第一次財富分配統計於81年10月編製完成提報行政院院會時，與會首長熱烈討論，當年行政院長郝柏村指示未來政府應就土地政策、平均地權及因土地取得之財富如何為社會分享等問題審慎研究，也應就如何鼓勵與協助年輕人儲蓄購屋研究可行辦法。回想當年政府對第一次財富分配統計如此看重，準總統賴清德自應更加重視，並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未來的政策方向才是。

經濟社論／正視財富分配惡化的警訊

主計總處公布台灣家庭財富分配的情況，這是30年來第一次正式公布。資料顯示，2021年台灣前20%家庭平均財富總額達到5,133萬元，是最後20%家庭平均財富的66.9倍；家庭財富分配的吉尼係數為0.606。這兩項數據都比主要國家來得低，因此主計總處說台灣的財富分配較為平均，國人不必太擔心。但是，如果只看最後20%家庭，平均財富只有77萬元，表示這些家庭其實生活是非常辛苦的。另外，雖然我們的財富分配不輸其他國家，但是30年前上一次公布時的差距是16.8倍，台灣財富分配快速惡化是從16.8倍上升到66.9倍，這才是必須正視的問題。

財富是存量，它是由沒有花完的所得儲蓄起來累積而得。一般來說，所得較高的家庭雖然花費較多，但是存的會更多，也就是說，他們的儲蓄傾向較高，時間長了以後就會累積較多的資產與財富。相反的，所得較低的家庭日常支出可能就會花掉大部分的收入，所以一般而言，所得較低家庭的儲蓄傾向較低，長久之後，他們累積的財富也會少於高收入家庭。因此，在大多數國家都會看到財富分配會比所得分配更不平均，比方說，台灣最高20%家庭財富是最低20%家庭的為66.8倍，但是台灣最高20%家庭所得是最低20%家庭的6.18倍。所以財富分配較所得分配較不平均是正常現象；但是如果財富分配或所得分配惡化太快，這個問題就值得關切了。

主計長朱澤民在回應記者提問，財富分配惡化是否該注意？他回答說：「財富分配平均是共產主義！」這種說法真是太輕忽財富分配可能帶來的問題。首先，財富分配惡化會進一步推升所得分配的惡化，比方說，房價上升讓擁有多棟房子的有錢家庭財富更增加，而房價上升也會推升房租，讓有錢家庭的收入也跟著增加。其次，財富分配惡化會讓許多底層家庭感到嚴重的被剝奪感，而認為社會不公平。第三，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家庭或個人容易產生躺平的想法，進而對於工作或生活不滿，形成社會問題。所以，財富分配是否平均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可能會造成社會問題，政府當然應該正視。

另外，雖然台灣現在的財富分配看起來似乎比其他先進國家要好一些，但是主計總處公布的財富分配倍數其實是被低估的，因為以2021年統計數據來看，土地與房屋占家庭總財富的62.5%為最大宗，而土地和房屋是以公告現值來估算，估計金額一般會比實際交易價格低很多，由於有錢家庭的不動產較多，因此有錢家庭的財富是被低估的。所以，如果以市價去推估房地產價格，相信台灣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應該會更嚴重。

為了避免財富分配不均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政府當然應該採取有效的政策來因應，至少應該設法不要讓財富分配再惡化下去，因此相關租稅政策就很重要，尤其是一些富人稅或財產稅的稅制應該要有完整的配套。比方說，證券交易所得稅、遺贈稅與證券利息所得稅等等，這些稅制與稅率的合適性都應該重新檢討。

更重要的是，財產稅中的不動產相關稅制也應該有完整的規劃，比方說，房屋稅與地價稅是最容易課徵的財產稅，長久以來，這兩個稅種的實質稅率都偏低；即使現在推出的囤房稅2.0針對有多戶住宅的家庭課徵較高的稅率，但是相對房價不斷上漲的財產收入來看，提高囤房稅的效果仍然相當有限。未來應該要大幅增加持有多戶房產家庭的持有稅，提高持有成本，才能有效的抑制房地產投機或投資，即將上任的新政府應該朝此方向努力。

中時社論／當心財富分配惡化的灰犀牛

　主計總處日前公布1991年後首次公開的國富統計，2021年最富裕1/5家庭平均擁有資產淨值為5133萬元新台幣，最窮1/5家庭平均則只有77萬元，兩者差異倍數高達66.9倍，明顯較30年前的16.8倍惡化。但除了主計總處以打預防針方式，宣稱幾個先進國家都比台灣更糟以外，政府相關部門都未對此提出任何對策。若政府持續短視近利，眼中只有選票，卻無視財富分配惡化的「灰犀牛」，除了將使社會付出顯著代價以外，執政黨也將因「新貧階級」反彈而付出沉痛的政治代價。

　　 中產階級在消失的警訊

　一般觀察一國的「所得分配」有兩種指標，一是某年度家庭「收入」的分布狀況，二是年度家庭的「財產」分布狀況。在1990年代以前，房地產和證券資產的影響力較低，專家相對重視年度的家庭收入所得分配。而台灣因1950年前後的「土地改革」成功，農民收入大增，加上各種產業快速且平均發展，就業機會公平，使得所得分配的收入指標在1970年代末期名列全球前5名，成為「成長和公平」兼具的世界典範，不斷寫入經濟學的典籍之中。

　然而，1990年代之後，金融證券、不動產等資產的重要性遽增，其擁有者的資產增加速度加快，加上產業愈來愈不均衡發展，使得中產階級快速消失，所得分配惡化。台灣因地小人稠，又因戰爭風險保留大量農用土地，讓土地相關的不動產價值增加較他國更快，大量資金不斷湧入不動產，但土地相關稅制又謹慎保守，讓「漲價多半歸私」，致使擁有不動產之家庭和企業資產不斷快速累積，乃至於30年間的五分位家庭財產差異倍數竟由17倍成長為驚人的67倍。

　主計總處說，2021年底衡量家庭財富分配不均程度的「吉尼係數」為0.606，低於澳洲、英國、日本、法國、德國等先進國家。但主計總處沒有說的是，這些先進國家嚴重的財富不均指數，是由百年以上的發展而來，其民眾不見得會感受到明顯的惡化；但台灣卻是在短短30多年來急速惡化而成，對民眾造成的痛苦絕對是刻骨銘心的；更可能因未能適時擁入不動產或證券而痛恨社會不公造成心理不平衡，對社會形成的風險顯然會高於先進國家。

相對剝奪感上升的風險

　尤有甚者，這些先進國家雖然「財富」不均度高於台灣，但在家庭「收入」的不均度（吉尼係數），除澳洲（34.3）和台灣類似（34.2），其他各國的最新數據（2020年左右）都優於台灣（日本32.9、英國32.6、德國31.7、法國31.7），而且一般先進國家幾乎都在優化之中，台灣卻是在持續惡化；過幾年後再看，台灣的數據可能更糟。此外，這些先進國家的「所得重分配」政策都強過台灣許多，包括政府課徵的所得稅和加值稅都超高，提供給低收入戶的各種補貼也都強過台灣，台灣中低收入者正在快速上升的「相對剝奪感」，是主計總處一句話就能漠視的嗎？

　何況1991年時，台灣家庭財富不均的吉尼係數為0.47，仍低於國際間認定「高度風險」的0.5；目前的0.61，在全球排名是極為遜色的117名，而且已遠高於「高度風險」，難怪大量年輕人或直接在台灣搞詐騙，或是到東南亞冒險參加詐騙集團，或直接躺平當「月光族」或「啃老族」，政府能裝聾作啞讓主計總處用一句話交差了事？特別是，最低收入的1/5家庭，財產淨值只有77萬元，「無恆產者無恆心」，政府難道不擔心這數百萬戶的高風險家庭會釀生什麼社會問題？

　不要以為所得或財富分配惡化不像缺電一樣會隨時產生停電危機，所以可以慢慢拖著，不必迅速提出有效方案面對。分配不均的「灰犀牛」已在眼前奔撞而來，而且會愈來愈快而猛，有可能在2026年的地方選舉和2028年大選產生巨大的政治效應，執政黨務必要高度重視，視之為最大危機處理，才可能渡過難關，也才能為台灣經濟的穩定發展找出一條生路。